广西百色，为了给局长“凑单”十年刑期，行贿人练成了穿墙术

撰文｜燕十三

出品｜有戏Review

这是一起发生在其广西百色革命老区的贪腐案，却演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法庭剧。田阳区交通运输局原局长黄以行，因涉嫌受贿被查。这本该是个“拍蝇”的常规剧本：官员认罪，退赃，判刑。然而，事情在“量刑门槛”上卡了壳。

黄以行承认收受了29笔共计252万元的贿赂，且有自首情节（这通常意味着十年以下刑期）；但办案机关坚持认为他收了312万元（这意味着十年以上），并否认其自首。

为了这“生死攸关”的60万差额和被抹去的自首情节，庭审现场出现了惊悚一幕：被告人当庭发下毒誓——“如果收了那两笔钱，全家五口人不得好死！”

与此同时，办案机关为了否认其自首，竟拿出了四份自相矛盾的《到案经过》。一场严肃的审判，正在向玄学与文学的边界疯狂试探。

1、 赌上全家性命的“负隅顽抗”

在中国的法庭上，如果你看到一个曾经体面的局长，不再引经据典，不再痛哭流涕地忏悔“辜负了党和人民”，而是像个被逼到绝境的村妇一样，指天画地，拿全家五口人的性命发毒誓，那么大概率，事情不仅是“冤枉”那么简单，而是绝望。

2025年11月，在广西百色中院的二审法庭上，原田阳区交通局长黄以行就上演了这一幕。

他对指控的252万受贿供认不讳，那是29笔确凿的交易。但他死都不认另外两笔、共计60万元的款项。为了这60万，他不惜诅咒自己全家“不得好死”。

为什么？是因为这60万带着某种特殊的邪恶诅咒吗？不，是因为这60万是通往“地狱”的台阶。在刑法量刑中，300万是个坎。少于300万，配合认罪认罚和退赃，大概率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；一旦超过300万，起步就是十年，上不封顶。

一审判决精准地落在了“十年”这个点上。加上那两笔争议款项，总金额刚好312万，刚刚迈过重刑的门槛。这60万，与其说是贿款，不如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名为“重刑指标”的稻草。

黄以行的毒誓，听起来封建迷信，但实际上充满了现代法治的悲凉——当证据链无法自证清白，当逻辑被权力碾压，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，竟然只能退回到人类文明的童年，试图用最原始的诅咒来对抗强大的司法机器。

这不仅是被告人的悲哀，更是法庭的尴尬。

2、 “量子力学”式的行贿：隐身人与空气币

如果说黄以行的毒誓是悲剧，那检方指控的那两笔贿款，就是不折不扣的科幻喜剧。

这60万元据说是两个老板苏某和梁鸿送的。但诡异的是，这钱仿佛是“空气”变的。

所谓行贿款，名义上是公司的“应急备用金”。但在现代财务制度下，30万现金的提取，竟然没有任何银行流水，没有出账记录，没有财务人员知情。这钱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或者是老板们用魔法变出来的。

律师问：钱从哪来的？

答：备用金。

问：账本呢？

答：没有。

问：谁经手的？

答：我自己。

这种“三无”资金，在会计学上叫“黑洞”，在法律上叫“孤证”。但在本案中，它成了定罪的铁锤。

更魔幻的是行贿的时间和地点。指控称，行贿发生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。各位，请回想一下那是什么日子？那是疫情管控最严苛的时期。进出政府机关，不仅要扫码测温，还要实名登记，哪怕是区委领导去了交通局都要签字。

然而，查询交通局的进出登记本，根本找不到这两个行贿人的名字。

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难道这两位老板掌握了某种“量子隐身”技术？他们能避开门口的保安，躲过大厅的监控，甚至不需要扫健康码，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把30万现金送到了局长办公室？

如果这是真的，建议有关部门立即特招这两位人才，他们的潜行能力比任何特工都强。如果是假的，那么是谁在编造这个拙劣的故事？

更荒诞的是，其中一位行贿人梁鸿，被指控为了承揽项目行贿。结果一查，真正的项目施工方曾某说：“交通局还欠我们钱没给呢，我们给他送钱？当时开工的一千万还是交通局找我们借的！”

这就搞笑了：债主给欠债的行贿？

而且这行贿人梁鸿，在微信记录里只是曾老板楼下的一个“小弟”。一个连合同都没有、身份存疑的马仔，成了左右局长十年刑期的关键人物。这剧本，连这几年降智的短剧编剧都不敢这么写。

3、 四份公文，重新定义了“自首”

如果说受贿金额的认定还存在“罗生门”，那么关于黄以行是否“自首”的认定，则彻底暴露了某种权力的傲慢。

黄以行是接到监委电话后，主动去投案的。按理说，这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认定为自动投案，属于自首。国内顶尖的刑法专家张明楷、周光权论证后也一致认为：这就是自首。

但办案机关说：不行，我们不这么认为。

为了证明黄以行不是自首，办案机关展现出了惊人的“文书创作能力”。在短短两年间，针对同一个人的同一个到案过程，他们竟然出具了四份内容截然不同、相互矛盾的《到案经过》。

第一份可能是A说的，第二份变成了B，第三份细节又变了……直到凑出那份能完美规避“自首”认定的版本。

律师在庭上感叹：“一人之案，出具四份相悖的到案经过，实属绝无仅有。”

这哪是办案文书啊？这分明是《罗生门》的剧本大纲。这种随意变更基础事实的行为，与其说是在查案，不如说是在“拼图”。

他们手握最后的结果——“不能认定自首”，然后回过头来，疯狂地修剪、打磨、甚至捏造事实的形状，直到能塞进那个既定的框架里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黄以行的认罪态度从配合变成了绝望。当他发现，无论自己怎么配合，那把量刑的尺子是可以随意伸缩的，那个名为“宽大处理”的门是可以随时被四份文件封死的，他除了发毒誓，还能做什么？

4、 拒绝真相的“黑箱”

在这个案子里，我们看到了太多“不能”。

辩护律师申请调取行贿人的动车记录、手机定位——这些大数据的铁证，一查便知真假，但办案机关不予回应。

辩护律师申请行贿人出庭对质——这是法庭审理的核心环节，但法院说证人出国了（其实人家隔三岔五就回国）。

辩护律师申请查看审讯同步录像——这是排除非法证据的关键，但不被允许。

所有的证据之门都被关上了，只留下一条窄窄的缝，里面传出一个声音：我们说他是，他就是。

这让人不禁想问：如果证据确凿，为什么要害怕证人出庭？如果程序合法，为什么要藏匿录像？如果行贿是真的，为什么连一张动车票的记录都不敢调取？

这种对质证的恐惧，恰恰暴露了心虚。他们害怕那个拼凑出来的真相，在阳光下会像雪糕一样融化。

5、 实事求是，还是实事“求刑”？

百色这片土地，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。起义纪念园的石头上，刻着那位老人题写的四个大字：“实事求是”。

但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，让我们看到的不是“实事求是”，而是“实事求刑”——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的刑期目标，事实可以被裁剪，逻辑可以被扭曲，常识可以被践踏。

我们不为贪官洗地。黄以行收受的那252万元，足以让他身败名裂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这一点，他自己认，我们也认。

但我们恐惧的是，为了加上那额外的60万，为了凑够那十年的刑期，公权力所展现出的那种“指鹿为马”的能力。

今天，他们可以用四份矛盾的文件否定一个局长的自首；明天，他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，去定义一个普通人的清白。

当法庭不再相信证据，而逼得被告人只能相信“毒誓”；当严密的逻辑不再有效，而只能依靠“隔空送礼”的玄学，这不仅仅是黄以行一家的悲剧，这是我们所有人安全感的崩塌。

哪怕是一个罪犯，也有权利在一个公正的称得起重量的天平上，领走属于他的那份惩罚。不多，也不少。

毕竟，那一笔笔写下的判决书，也是要经得起历史，和那块“实事求是”石碑的审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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